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五月。老夏和人飙车不幸撞倒路人,结果是大家各躺医院两个月,而老夏介绍的四部跑车之中已经有三部只剩下车架,其中一部是一个家伙带着自己的女朋友从桥上下来,以超过一百九十迈的速度撞上隔离带,比翼双飞,成为冤魂。 当时我对这样的泡妞方式不屑一顾,觉得这些都是八十年代的东西,一切都要标新立异,不能在你做出一个举动以后让对方猜到你的下一个动作。 当年春天即将夏天,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个地方没有春天,属于典型的脱了棉袄穿短袖的气候,我们寝室从南方过来的几个人都对此表示怀疑,并且艺术地认为春天在不知不觉中溜走了,结果老夏的一句话就让他们回到现实,并且对此深信不疑。老夏说:你们丫仨傻×难道没发现这里的猫都不叫春吗? 当年春天即将夏天,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个地方没有春天,属于典型的脱了棉袄穿短袖的气候,我们寝室从南方过来的几个人都对此表示怀疑,并且艺术地认为春天在不知不觉中溜走了,结果老夏的一句话就让他们回到现实,并且对此深信不疑。老夏说:你们丫仨傻×难道没发现这里的猫都不叫春吗? 在以前我急欲表达一些想法的时候,曾经做了不少电视谈话节目。在其他各种各样的场合也接触过为数不少的文学哲学类的教授学者,总体感觉就是这是素质极其低下的群体,简单地说就是最最混饭吃的人群,世界上死几个民工造成的损失比死几个这方面的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