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警说:这个是学校的规定,总之你别发动这车,其他的我就不管了。 从我离开学校开始算起,已经有四年的时间,对于爱好体育的人来说,四年就是一个轮回。而中国男足不断传来的失败又失败再失败的消息,让人感觉四年又四年再四年也不断过去。这样想好像也是刹那间的事情。其实做学生是很开心的事情,因为我不做学生以后,有很多学校里从没有学习过的事情要面对,哪怕第一次坐飞机也是一次很大的考验,至少学校没有说过手持学生证或者毕业证等于手持垃圾一样是不能登机的。 不过北京的路的确是天下的奇观,我在看台湾的杂志的时候经常看见台北人对台北的路的抱怨,其实这还是说明台湾人见识太少,来一次首都开一次车,回去保证觉得台北的路都平得像F1的赛道似的。但是台湾人看问题还是很客观的,因为所有抱怨的人都指出,虽然路有很多都是坏的,但是不排除还有部分是很好的。虽然那些好路大部分都集中在市政府附近。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开了改车的铺子以后我决定不再搞他妈的文学,并且从香港订了几套TOPMIX的大包围过来,为了显示实力甚至还在店里放了四个SPARCO的赛车坐椅,十八寸的钢圈,大量HKS,TOMS,无限,TRD的现货,并且大家出资买了一部富康改装得像妖怪停放在门口,结果一直等到第三天的时候才有第一笔生意,一部本田雅阁徐徐开来,停在门口,司机探出头来问:你们这里是改装汽车的吗? 后来我将我出的许多文字作点修改以后出版,销量出奇的好,此时一凡已经是国内知名的星,要见他还得打电话给他经济人,通常的答案是一凡正在忙,过会儿他会转告。后来我打过多次,结果全是这样,终于明白原来一凡的经济人的作用就是在一凡的电话里喊: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 所以我现在只看香港台湾的汽车杂志。但是发展之下也有问题,因为在香港经常可以看见诸如甩尾违法不违法这样的问题,甚至还在香港《人车志》上看见一个水平高到内地读者都无法问出的问题。 路上我疑惑的是为什么一样的艺术,人家可以卖艺,而我写作却想卖也卖不了,人家往路边一坐唱几首歌就是穷困的艺术家,而我往路边一坐就是乞丐。答案是:他所学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会的,而我所会的东西是每个人不用学都会的。 我刚刚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情,问:你见过有哪个桑塔那开这么快的吗? 等他走后我也上前去大骂:你他妈会不会开车啊,刹什么车啊。